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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控烟就是卖国”语惊人 来自烟草业的干扰让人忧虑

“当心烟草业干扰烟草控制”是5月31日第25届世界无烟日的主题。 对于中国的烟草控制行业来说,这个主题很合适。

然而,自2005年中国加入世卫组织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(简称《控烟公约》)以来,烟草控制形势不容乐观,甚至变得越来越严峻。

公共数据显示,2006年,《控烟公约》在中国生效的第一年,全国卷烟产量为2021.8亿支。去年,卷烟数量增至2447.4亿支,增长21.05%

从数据来看,我国烟草控制形势严峻。 5月31日前后,许多机构发布的最新“控烟报告显示,烟草行业尚未显示出“夕阳产业”,而是在全力寻求发展。

相关控烟人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,目前,世卫组织为帮助各缔约方实现控烟承诺而提出的“六大反烟战略”正受到中国烟草业的强烈干扰,许多措施根本无法实施。

烟草业的干扰

“我担心中国烟草控制的未来 “6月3日,新探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一群返回北京。三天前的世界无烟日,她应邀去苏州做了一个关于烟草控制的讲座。

”组织者邀请我吃一顿简单的饭,在此期间,当地人看见来自该省的人,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瓷器,什么也没说。 ”吴一群说道

在此之前,她还经历了另一件尴尬的事情。 东海岸的疾控中心曾经欢迎过一群美国专家。这个单位的领导非常重视它。专家一进入中心,就增加了一个人和一袋瓷器。“那些美国专家拍了烟的照片,当他们遇到我时留下了一个问题。中国是如何宣传控制吸烟的?”

在吴一群看来,中国的烟草控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还有一场艰难的斗争。“中国是世界上第77个缔约方。政府可以支持烟草控制公约,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,但在签订合同后,高层政府控制烟草的意愿不够强烈,并没有得到表达。 “

5月24日下午,中国烟草控制协会、中国预防医学协会和新探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“2012年世界无烟日专题报告发布会”,发布了中国烟草行业干预烟草控制工作的三种方式:直接干预政策制定、用科学策略欺骗消费者、通过推广和赞助建立正面形象。

报告指出,2011年烟草行业销售总额达到1011.4亿元,实现工商税收7529亿元,财政收入601.18亿元 与2010年相比,三者分别增长了31.2%、24.6%和20.3%。

与此同时,中国烟草总公司迅速成长为一个几乎“不可动摇”的巨人。 2010年,其总资产从四年前的5566亿元“扩张”到亿元,接近当时的中国建设银行的规模。 不仅如此,它还是中国利润最高的公司之一,2010年的收入为1177亿元人民币,日收入为3.2亿元人民币,超过了中国银行。

他说:「受今年经济不景气影响,国有企业的利润下降超过百分之十,而烟草行业则完全没有受到影响,仍然蓬勃发展。 当其他领域的增长放缓时,烟草行业可能是政府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。 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烟草行业分析师告诉时代周刊

“中央政府严重依赖烟草行业。烟草行业的中央税收占中央税收总额的8.32%。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,地方财政较少依赖烟草行业。然而,由于烟草业的地理集中,云南、湖南、贵州等地区的地方财政高度依赖烟草业。 “5月31日发布的《中国烟草业经济和财政效益再评估》就是这么说的

回宇,该报告的作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,进一步指出烟草行业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不到2%,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超过8%。

这种“贡献”可能增强了烟草人的信心。 早在参与世卫组织《控烟公约》谈判时,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名官员就曾指着一名卫生部官员咒骂道,“你想控制香烟吗?我告诉你,这是背叛,你是公务员,你工资的十分之一是我们的钱!”事实上,早在2000年左右,当中国准备参加世卫组织《控烟公约》文本讨论时,烟草业就意识到危机正在逼近。“该公约的精神是减少烟草的供应和需求,而烟草业希望扩大生产能力和追求商业利益。两者之间的矛盾出现在这一历史时刻。” ”吴一群说道

2008年,世卫组织在总结全球烟草控制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,提出了扭转烟草流行的六系列政策“MPOWER”,包括监测烟草使用、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、提供戒烟援助、警告烟草危害、确保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以及提高烟草税

“目前在中国,这些措施大多受到烟草行业的干扰,冲突十分激烈 中国烟草控制协会执行副主席徐桂花告诉《时代周刊》 像吴怡群一样,她是“一个独自激怒了庞大烟草行业的退休老太太”

至于烟草控制的情况,两人都提到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3月下旬第15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上的讲话,“我们的敌人烟草业已经改变了面貌和战略。” 狼不再穿羊皮了,它张开了大嘴。 “吴怡群和她对健康的新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,以“阻止”烟草公司的干预。 例如,2008年6月,奥林匹克火炬接力在广西桂林举行。第二名火炬手是广西中岩的总经理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,“我想把更高、更快、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震龙(卷烟、编者注)品牌的发展中,并继续传递让震龙品牌做大做强的激情。” "

看到报道后,吴一群立即给北京奥组委写了一封长信,称这是变相的烟草广告,亵渎了奥林匹克精神,但没有人注意。 因此,她立即向世卫组织寻求帮助。从那以后,在后者的干预下,类似的文章再也没有出现在报纸上。

吴一群的“盟友”徐桂花团队也有着成功的记录。 2009年7月,在她的呼吁下,上海世博局向中国馆返还了烟草公司捐赠的2亿元人民币。同年10月,由于她的努力,第十一届全运会退还了烟草公司的所有捐款。 然而,这些吸烟者往往不得不无奈地面对现实。

例如,2010年7月,北京卷烟厂和希望工程捐赠中心联合组织了一个长跑援助项目。 这违背了《控烟公约》的精神。吴怡群写信反对,并准备提起公益诉讼,但结果令她大为惊讶。

”活动最终受到了惩罚,因为组织者用烟草公司的名称张贴了几个大品牌,工商部门认为这些品牌未经批准就投放了烟草广告。 但是谁会被罚款呢?最终,广告公司被罚款。 “

最让吴一群无奈的是,一名记者就此事向希望工程捐赠中心询问,该中心回复说,中国没有法律要求拒绝这种爱。

”在他们眼里,《控烟公约》被直接忽略了 ”回忆起这次“胜利”,吴一群并不激动,甚至有些苦涩

“你有政策,我有对策”

我们如何抵制烟草公司的干扰?

徐桂花的意见可能代表了许多烟草控制工作者的想法:尽快调整中国的烟草控制合规机制;尽快实行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的分离;将尽快发布符合《控烟公约》要求的国家烟草控制计划。

2006年1月,《控烟公约》在中国生效 然而,六年后,国家烟草控制计划尚未发布。面对今年两届会议的质疑,工业和信息技术部部长苗伟承认“烟草控制无效”,并坦率地承认“该计划仍在制定中”

据知情人士透露,该计划“搁浅”的关键之一是卫生部坚持在警告图上写下“烟盒”,而与中国烟草总公司有“两个品牌团队”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坚持不这样做。

事实上,根据规定,《控烟公约》生效3年后,所有卷烟产品都应包装上健康警示“应占可见部分的50%以上,但不应少于30%”,并应“轮流使用”,同时应能“准确解释使用烟草后的有害后果”,最好带有警示图片。

但是,你有政策,我有对策 2006年,国家烟草专卖局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,撰写了一本书《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》。 这已成为烟草公司应对烟草控制的战略总结。

至于“烟盒警告语言”,该书指出,中国不采取图片或象形文字作为警告。警告语的内容应结合国情,在欧盟、加拿大等地不应采用过于极端的语言。建议警戒区应达到30%的底线,最好在侧面。建议轮换期至少应为一年。轮换周期短不利于企业生产或消费者对真实性的识别。

这样的游戏会重复出现,比如烟草广告 根据《控烟公约》,中国应该在5年的表演后终止所有的烟草广告。 “在过去几年里,已有30多人签署提案,尽快修订《广告法》第18条,全面禁止烟草广告。 卫生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也表示支持,但当他们到达国家烟草专卖局时,他们被拒绝了。 他们说目前的广告法已经足够完善,不需要修改。 ”吴一群回忆道

目前,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主管单位是工业和信息化部,“烟草控制与合规领导小组”的领导单位也是工业和信息化部。其成员包括卫生部等8个部委。 同时,中国烟草总公司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合并为一体

这种奇怪的现象可以从姜成康的三种身份中看出。目前,他不仅是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,还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。

“烟草生产主管部门承担着烟草控制的职能,这是我国烟草控制的最大障碍之一。 最紧迫的任务是改变烟草控制和合规机制,并邀请国家烟草专卖局退出合规小组。 此外,烟草行业的政企分开也非常紧迫,特别是在烟草控制问题上。 国家烟草控制办公室主任杨公焕在接受《时代周刊》采访时说

”事实上,烟草公司给政府的信息是误导性的。这些控烟措施一旦实施,吸烟率似乎会下降百分之十,政府税收也会直线下降 事实上,事实并非如此。即使所有现行的烟草控制策略都得到实施,中国的吸烟率也会缓慢下降。 因为,首先,吸烟在中国仍然是合法的。其次,烟草是一种上瘾的产品。我们目前戒烟的决心只有3%。因此,烟草的需求只有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会逐渐减少。 “吴一群认为,这一过渡时期正好为烟草行业实现产业转型提供了时间。”合同实施六年半以来,没有烟草控制计划,也没有改变生产的计划,这让人们担心。" “

缺乏顶级设计可能是烟草行业最大的担忧之一。 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曾建议:“国家领导人应该像关注艾滋病一样关注烟草控制,希望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能研究烟草控制工作。” "

“烟草控制不仅考虑到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的利益,还考虑到烟农和雇员的利益 烟草行业的转型是烟草控制项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只有为了烟农的长远利益,他们才会转向其他经济效益更好的作物,烟草工人才会转向其他更有前途的行业。 ”徐桂花说